大宋权力场：那些文人的党争与变法

北宋的文人与党争，党争与变法的纠结关系，应该说是其权力场争斗的重要特征。赵匡胤黄袍加身，以非正常手段上位后，面对唐末以来形成的藩镇割据、节度使权力过大的困局，断然进行了矫枉过正的制度设计。他的杯酒释兵权之举解除了军界高层的职务，而推行职务与职位分开的政策化解了节度使包括宰相权力过大的问题，使藩镇割据的现象得以彻底消失，断绝逼宫之患。

总而言之，杯酒释兵权是将权力进行破局与重组，试图一劳永逸地解决权力场之困局。接下来宋真宗同时重用王钦若、丁谓以及同他们作对的寇准为相，权力场上的党争由此成型。党争者相互博弈，帝国局面江河日下。此后欧阳修庆历新政、神宗时王安石变法、哲宗时代司马光复辟、宋徽宗时蔡京反攻倒算均在此背景下展开，救国的变法与亡国的党争纠结在一起，使得一场场本可以挽狂澜于既倒的改革运动不得不半道流产，江山因此断送。

我们以王安石变法为例，看看文人的党争与变法的进程何以始终纠缠不清。改革的最后失败其实来自王安石集团内部。因为这个在史上被称为“熙宁新党”的王安石改革集体汇聚了一批来路不明、各怀理想或野心的人。他们在王安石的旗帜下，在历史狐疑的眼神背后，从事着这场注定要失败的改革。他们是——

吕惠卿。这个人特别值得注意，因为他的仕途生涯和王安石的仕途生涯恩怨交集，是对王安石个人命运影响最大的人。吕惠卿有很强的组织能力，王安石是经过欧阳修的推荐才对此人如获至宝的，在这场改革的开始，吕惠卿也确实对王安石投桃报李，王安石改革中的《青苗法》和《募役法》就是他牵头搞出来的，但是到最后，野心家吕惠卿背叛了王安石，也背叛了这场改革。

程颢。理学家。当朝著名哲学家周敦颐的学生。注重经世致用之学，主张恢复古法，强调抑制豪门大户，是王安石改革集团最初的理论旗手及策划人。刚开始王、程二人在改革理论上的分野还不算大，但随着改革的深入，程颢以王道仁义之心求发展的改革理论和王安石取法先贤富国强兵之术求发展的改革理论发生了激烈的碰撞，两人打起了口水战。王安石说程颢“公之学如上壁”； 程颢回击王安石“参知之学如捉风”。 口水战打到了这个地步，已经超出了学术探讨的范畴，严重阻碍改革的进一步深化。争论的结果是官大一级压死人，程颢负气出走。

苏辙。苏东坡弟弟。“熙宁新党”的小字辈，加入时还不到三十岁，因此改革的热情最高，改革的态度最积极。但苏辙对吕惠卿搞的《青苗法》是反对的，他认为对于文盲居多的农民实行计划经济，毫无疑问是在闭门造车，苏辙主张不妨采用唐朝刘宴的“常平法”来代替《青苗法》，以给农民真正的实惠。苏辙充满热情的建议当然不会被采纳。因为在任何组织里，小字辈往往意味着是执行者而非创新者。苏辙只得勉为其难地去执行《青苗法》。由于在执行的过程中问题丛生，再加上父亲苏洵、大哥苏东坡的极力反对，苏辙随后退出了“熙宁新党”。

曾布。曾布是王安石好友曾巩的弟弟，时任翰林学士兼三司使，在王安石改革集团中的主要任务是和吕惠卿一起策划相关法案。由于吕惠卿不容人，曾布因此与他结怨。但导致曾布走人的直接原因还不是吕惠卿，而是另一个姓吕的——提举市易司务的吕嘉问。吕嘉问与吕惠卿走得近，存在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经济问题。神宗因此密令曾布去调查此事，曾布一时头脑发热公报私仇，回来向皇上汇报时夸大了吕嘉问的罪行。神宗一怒之下，将此二人都革职了。王安石改革集团从此没有了曾布的身影。

王安石之后，接下来是司马光时代，但他的中庸之道让自己彻底成了一个孤独的人。首先向他叫板的是章惇和蔡确。章惇是前王安石改革集团的硕果仅存者，又是名儒邵雍的得意门生，苏东坡的至友。此人恃才傲物，却也深得欧阳修的赏识。在王安石归去后，章惇接过改革大旗，和宰相蔡确一起，力推新法。他们俩人牵制司马光的温和路线，并视其为头号政敌，这让司马光苦恼不已。而另一方面，宋哲宗也对司马光的温和路线颇为不满，冷眼看他身陷尴尬境地而不出手相助。

为挽回大局，司马光说服文彦博和吕公著两位元老重臣和他一起力推温和路线，总算是将章惇等新党成员全部赶出京城，但是宋哲宗却在此时亲政——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筋疲力尽的司马光最终只捡拾了一地鸡毛，还有舆论对他的无情指责：前王安石改革派理论大师程颢说“司马光自比是药中人参、甘草，但这两种药，只能治轻病，重病就无能为力了”；前内阁重臣韩琦评价司马光内阁“才偏，规模浅”；而苏辙更表示“司马光才智不足，不可为领导人”。七十一岁的司马光终于病倒了。

很快，这个年迈的老臣也步王安石的旧尘，归去来兮。北宋王朝最重要的两个改革人物在“改革者决没有好下场”的历史潜规则作用下偃旗息鼓，不再是这段激情正戏的主角。接下来，这个王朝差不多可以看到那个呼之欲出的阴影了。死亡阴影。

绍圣元年，宋哲宗做的一项最重要的工作就是重新召回并重用包括章惇在内的新党，但是怎么改革是个问题。人心散了，在这样的时代，已然没有了一种可以凝聚朝野共识的改革理论来指引大宋往一个正确的方向走。坚持己见的理论家章惇开始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他引进的左右手蔡卞（王安石女婿）、蔡京（蔡卞哥）则致力于成立“看评诉理局”，该机构类似眼于“平反冤假错案办公室”，专为元佑时代有冤屈的人打抱不平。与此同时，那些元佑时代郁郁不得志的新党官员在成为这个时代的人气股之后开始奋发有为——司马光建立的温和政策被全部推翻，司马光时代的旧人被全部打倒，政策之争、路线之争很快就上升为党争。一些在元佑时代不小心跟错人、排错队的人现在则是加倍的忏悔，并且用实际行动来洗刷自己的“罪行”。

轰轰烈烈的改革就这样成了轰轰烈烈的党争。改革无人过问，人人想着陈年旧账，台谏官周秩、张适英、上官均早先曾经写诗赞美过吕公著，现在他们毅然砸碎司马光和吕公著的纪念碑来表明他们的心迹。周秩还做得更绝一些，因为他曾经建议皇上追谥司马光号为“文正”，现在竟然扒了司马光的坟对其鞭尸！党争对人性的变异，由此可见一斑。

蔡京时代，他以改革先驱自居，表面上继续落实《方田均税法》和《免役法》，实际上却将王安石时代的改革理论作了全面的阉割和置换。比如蔡京的《方田均税法》是默许大地主的土地以多报少，从而将赋税转移给底层民众。还有他的《免役法》更是明白规定豪户可以免出免役钱，这样一来底层民众所要承担的各项钱款竟是元丰时期的八倍以上。蔡京的伪改革直接把北宋王朝逼入死胡同，一个著名的词语“逼上梁山”成为那个时代弱势群体普遍的社会流行心理。

但是蔡京并没有善罢甘休。社会越不稳定，蔡京越要进行反攻倒算，对“元佑君子”来个总鞭尸。包括司马光、文彦博、吕公著在内的一百二十多名元佑时代的保守分子被鞭了尸。他接下来把章惇等人列为修正主义分子，继续鞭尸。这样被蔡京鞭尸的人员前后共达三百九十多人，至此，蔡京所谓的改革完全沦为了党争的遮羞布。

以上大概就是北宋变法与党争的简史。不妨这么说，在党争与变法的背景下，北宋权力场上的尔虞我诈、党同伐异被真实而残酷地揭露出来了，帝国悲剧的成因与后果铺展在芸芸众生相之上。毫无疑问，这是一个困局，权力场上的困局。放眼中国历史，此困局尤以北宋之演绎为最。本书内容便是以其为样本，剖析一个关于权力博弈的制度和人性困惑。